朝议大夫是什么官职

梁迅玮

　　“朝议大夫”是中国古代官制中的一种文散官名，属于表示官员品级与身份的虚衔，并非具体负责某项政务的实职官职。这一称号自隋唐时期开始设立，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，虽在不同时期品级略有变化，但始终作为文官体系中的重要阶位存在，主要用来标志官员的等级、身份与荣誉，常用于封赠、升授或追赠，体现朝廷对文臣地位的认可与尊崇。

　　“朝议大夫”之名源于古代“朝议”制度，即朝廷在重大事务上召集官员商议决策的机制。《史记》中记载，每逢朝议大事，重要官员皆参与其中，而“朝议大夫”之名，正是由此衍生，象征着持有者具备参与国家大政讨论的资格与地位。尽管实际政务中未必真有议事之权，但这一称号本身承载了政治参与的象征意义，是文官仕途中的重要里程碑。

　　从官制演变来看，“朝议大夫”最早由隋文帝设立，隋炀帝时期一度废止。唐代恢复并定为正五品下，为文官第十一阶，属于中高级文官的等级序列。在唐代的散官体系中，文官共设二十九阶，“朝议大夫”位列其中，对应正五品下，虽非实职，却直接影响官员的俸禄、服饰、礼仪待遇等。官员在升迁过程中，往往先获散官衔，再授实职，“朝议大夫”便是许多文臣仕途中的关键一环。

　　宋代沿袭唐制，但对官制进行改革。元丰改制后，“朝议大夫”一度用以替代太常卿、少卿及左右司郎中等职，后定为第十五阶，仍属文散官体系。此时的“朝议大夫”更多作为官员品秩的标志，与实际职务分离，成为官阶制度中的组成部分。金代则将其纳入四十二阶文散官体系，与封赠制度紧密结合，官员显贵后，常追赠父祖为“朝议大夫”，以彰门第荣耀。

　　至明清时期，“朝议大夫”的品级有所提升。明代规定，从四品官员初授为“朝列大夫”，升授则为“朝议大夫”，使其成为从四品文官的正式散阶。清代沿袭明制，从四品官员概授“朝议大夫”，不再区分初授与升授，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等级标识的功能。在清代官制中，从四品已属较高品级，常见于知府、道员等地方要员或中央机构中的重要文官，因此“朝议大夫”也成为社会地位显赫的象征。

　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“朝议大夫”属于“散官”而非“职官”。所谓散官，即不掌具体事务，仅表示品级、俸禄与身份的官衔，与刺史、知府等负责实际治理的“职事官”有本质区别。持有“朝议大夫”头衔者，可能同时担任某地知府或中央郎中，也可能仅为荣誉性加衔。这种制度设计旨在区分官员的“身份等级”与“职务职责”，使官僚体系更加规范有序。

　　在历史文献与实物遗存中，“朝议大夫”屡见不鲜。如清朝康熙年间的郭振重，官至从四品，被授朝议大夫，不仅在政绩上有所建树，更因身份显赫而建造豪华宅邸，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。又如清末重庆人王慎德，官至四品，卒后安葬于王家大坟石刻建筑群，墓志铭中即称其为“朝议大夫”，其墓葬规模宏大，耗资三百两白银，动用三百余名工匠，足见这一身份的社会分量。江西浮梁县沧溪村朱氏家族中的朝议大夫朱文辅，不仅个人得此荣衔，其家族因“克己守正，崇礼清廉”的家训而世代出仕，更与理学大家朱熹有交往，为理学传播作出贡献，使“朝议大夫”这一称号增添了文化与道德的光辉。

　　此外，“朝议大夫”也出现在艺术与考古资料中。唐代壁画《朝议大夫礼佛图》的复原拍摄，展示了当时官员服饰与礼制风貌，为研究古代官制与宗教文化提供了珍贵图像依据。这些艺术再现不仅还原了历史场景，也使“朝议大夫”从文献走向视觉，成为可感可触的文化记忆。

　　从制度功能看，“朝议大夫”在不同朝代承担着调节官员品秩、激励仕途进取、强化家族荣誉等多重作用。唐代侧重其在官员晋升体系中的定位，金代则突出其在封赠制度中的象征意义，明清时期更将其制度化、普及化，成为文官体系中稳定的一环。这种跨朝代的延续性，反映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对等级秩序与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。

　　“朝议大夫”虽无实权，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。它既是一条仕途阶梯，也是一份荣誉勋章，更是家族地位的象征。它不属于地方官职，也不涉及具体政务，却深深嵌入古代文官体系的肌理之中。拥有这一头衔者，往往已步入中高级官员行列，其社会地位、经济待遇与家族声望均随之提升。在历史长河中，“朝议大夫”不仅是一个官阶名称，更是一段仕途经历、一种文化身份、一份家族记忆的凝结，见证着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精密与厚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