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家谱中的奉祀生是什么职务

梁作麒

　　在家谱中，常可见到先祖被记载为“奉祀生”，这一称谓虽不似进士、举人那般广为人知，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与制度背景。奉祀生并非科举功名，亦非正式官职，而是明清时期由政府设立、专司祭祀礼仪的特殊身份，主要负责在地方祠庙中主持或参与对圣贤、先贤、忠烈等人物的祭祀活动。其身份独特，介于官员与生员之间，是古代礼制社会中“敬天法祖”理念的具体体现。
　　奉祀生一职起源于明代，最初为地方祭祀圣贤的专职人员，尤以孔子、孟子、颜回、曾子等儒家先贤的后裔或同乡士人充任。他们由地方官府遴选，报请礼部备案，享有一定待遇，如免除徭役、赐予生员身份（即“香火秀才”）等。到了清代，奉祀生制度进一步制度化，不仅限于儒家圣贤，也扩展至名宦、乡贤、忠义之士的祠庙，形成较为普遍的地方祭祀体系。奉祀生虽无行政权力，但因其代表官方主持祭祀，地位清要，被视为“礼乐之司”“文教之助”。
　　奉祀生的主要职责是主持或参与定期祭祀。每逢春秋二祭或特定纪念日，奉祀生需着礼服，按仪轨焚香、献爵、诵祝文，带领地方士绅与百姓行礼如仪。祭祀对象多为对地方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，如某地名宦、乡贤、节妇、忠烈等。例如，浙江某县奉祀生每年主持对明代抗倭名将的祭祀，湖南某地则有专祀理学名儒的奉祀生。他们不仅要熟悉祭祀流程，还需通晓基本礼仪与经典，部分奉祀生甚至需背诵祝文、撰写祭文，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。
　　奉祀生的身份具有世袭性与地域性。在一些重要祠庙，如曲阜孔庙、衢州孔氏南宗家庙，奉祀生多由圣贤后裔世袭担任。如史料记载，孔子后裔中除“衍圣公”“奉祀官”等显赫封号外，另有“奉祀生”负责日常香火与小祭。又如，奉祀生常从本地同姓宗族中推选，强调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的双重关联。这种安排既强化了宗族对地方文化的掌控，也使祭祀活动更具权威性与延续性。正因如此，奉祀生往往成为地方望族争夺的荣誉职位，甚至引发宗族诉讼。如徽州胡氏后裔曾为争夺先贤胡方平的奉祀资格对簿公堂，历时百年，足见其象征意义之重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奉祀生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纳入生员体系，成为“八品生员”，又称“香火秀才”。他们虽无科举功名，但因奉祀职责被赐予与秀才相当的待遇，如免役、见官不跪、可入明伦堂听讲等。这一制度安排，既是对祭祀事务的重视，也使奉祀生在地方社会中获得超越普通百姓的地位。然而，随着制度的松弛，奉祀生的设置也趋于随意，甚至出现“捐纳”现象——富户可通过捐钱获得奉祀生身份，导致其逐渐沦为衍圣公或地方权贵谋利的工具，被时人讥为“滥员”。这一异化现象，反映出礼制在现实利益面前的脆弱性。
　　在家谱中记载“奉祀生”，往往意味着该家族与地方礼制体系有密切关联。这不仅是对先人社会地位的肯定，更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彰显。家族通过出任奉祀生，表明其不仅重视科举功名，也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，承担道德教化之责。在一些家谱中，奉祀生甚至被列为“仕宦”一类，与出仕官员并列，足见其受重视程度。此外，奉祀生常兼理祠堂事务、主持家祭，成为家族内部的精神领袖，其影响力远超单一祭祀活动。
　　从更广的文化视角看，奉祀生是传统中国“礼治”社会的缩影。古代王朝通过设立奉祀生，将中央的礼制权威下沉至地方，借助仪式强化对忠孝节义等核心价值的认同。奉祀生作为“礼”的执行者，虽无权柄，却以“仪”立身，维系着社会的精神秩序。他们的存在，使抽象的儒家伦理转化为可感知的仪式实践，让百姓在肃穆的祭祀中接受教化。
　　随着清末礼制改革与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，奉祀生制度逐渐消亡。民国以后，祠庙祭祀多转为民间自发活动，奉祀生不再由政府任命，其制度性职能彻底终结。然而，在部分地方，如衢州孔氏南宗家庙，仍保留类似“奉祀官”的职务，由孔子后裔担任，延续祭祀传统。2009年，孔氏南宗家庙恢复祭孔大典，采用现代公祭形式，虽不再设“奉祀生”，但其精神内核——对先贤的敬仰与对文化的传承——依然延续。
　　今天回望“奉祀生”这一身份，它既是一种制度安排，也是一种文化象征。在家谱中写下“某公，奉祀生”，不只是记录一个头衔，更是传递一种价值观：家族的荣耀，不仅在于功名利禄，更在于守护礼乐、传承文脉。他们或许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功业，却以香火与祝文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点燃了一盏不灭的灯火。
　　因此，当我们翻阅家谱，见到“奉祀生”三字，应知其背后，是一位读书人肃立于祠堂之前，手持祭文，面对苍天与先灵，以最庄重的方式，诉说着一个家族对道统的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