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谱中的宣讲生是什么身份

梁作麒

　　在家谱中见到“宣讲生”这一称谓，往往令人感到陌生，既非显赫官职，亦不属科举正途功名，却频频出现于明清以来的家族记载中。那么，“宣讲生”究竟是何身份？其职责如何？又为何会被郑重载入家谱？这背后不仅牵涉古代基层教化制度，更折射出传统社会对道德教化与家族声望的深层认知。
　　“宣讲生”并非正式官职，也非科举体系中的功名身份（如秀才、举人），而是一种由地方政府或乡绅组织任命的基层文化职务，主要职责是定期在乡里、集市、祠堂等公共场所宣讲朝廷政令、圣谕、家训与道德典籍。其名称中的“宣讲”即“宣而讲之”，强调口头传播与教化功能，“生”则表明其身份多出自生员（秀才）阶层，是地方上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书人。因此，“宣讲生”可理解为“负责宣讲解读教化内容的读书人”，是连接官府与民间、制度与伦理的“文化传声筒”。
　　这一制度的兴起与明清两代重视基层治理密切相关。明代朱元璋立国后，推行“圣谕六言”：“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，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”，要求各地广泛宣传。为确保政令下达到乡间，地方官常遴选品行端正、口才清晰的秀才或年高德劭的儒生担任“宣讲生”，在每月朔望（初一、十五）或重大节庆时集众宣讲。清代沿袭此制，康熙帝颁布《圣谕十六条》，雍正帝更将其扩展为《圣谕广训》，并明令各州县设“宣讲所”，由地方学官组织“宣讲生”逐条讲解，务求“家喻户晓”。在一些地方志中，甚至记载有“宣讲生月支米三斗”的待遇，说明其已形成制度化安排。
　　宣讲内容不仅限于圣谕，还包括《大明律》《大清律例》的通俗解读、地方禁约、乡规民约、劝善文、家训格言等。宣讲生需用方言白话转译文言典籍，使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理解。其宣讲场所多设于城隍庙、义学、宗祠或市集空地，听众涵盖乡民、商贩、童子等各阶层。宣讲时，常有地方官、乡绅列席，以示重视。有时，宣讲生还会记录民众反馈，上报官府，成为地方治理的“舆情通道”。
　　尽管“宣讲生”无品无禄，不入流官体系，但其社会地位却不容小觑。首先，担任者多为秀才，属“士”阶层，享有见官不跪、免徭役等特权；其次，宣讲生代表官府传播“正声”，被视为“教化之师”，在乡里备受尊敬；再者，其职责关乎道德风化，若宣讲得力，可影响乡风，甚至被地方志记载为“乡先生”。因此，许多家族愿将族人任“宣讲生”载入家谱，既彰显其通晓经义、德行可嘉，也表明家族与官方教化体系的关联，提升社会声望。
　　从家族角度看，记载“宣讲生”还有深层文化意义。家谱不仅是世系记录，更是家族价值观的宣示。将“宣讲生”列入谱中，意味着该家族重视教育、崇尚礼义，非仅以科举功名为荣，亦以参与教化为傲。在一些大家族中，宣讲生甚至承担教育族中子弟的责任，主持族学讲席，成为“家学”传承的象征。例如，徽州某氏家谱记载：“某公，郡学生，选为宣讲生，每朔望集族子于祠堂，讲《孝经》《小学》，乡人称善”，正是此类角色的生动写照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地方都设“宣讲生”，其存在具有地域性与时代性。在文化发达、宗族组织严密的江南、徽州、福建等地较为普遍，而在偏远地区则多由里正、乡约代行其责。至清末新政推行新式教育，宣讲制度逐渐式微，宣讲生亦随之消失。
　　今天回望，“宣讲生”虽已湮没于历史，但其功能与精神仍具启示。他们是一群没有官阶却有使命的读书人，以口舌为笔，以乡野为堂，在没有广播与媒体的时代，用最朴素的方式传播秩序与价值。在家谱中留下“宣讲生”三字，不仅是对先人的纪念，更是对一种文化责任的铭记——那便是：读书不仅为功名，更为化民。
　　因此，当我们在泛黄的家谱中读到“某公，宣讲生”时，不应仅视其为一普通头衔，而应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教化理想、家族荣光与士人担当。他们或许未曾金榜题名，却以另一种方式，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延续。